柴嵩岩
执着中医事业 守护妇女健康
我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一名妇科医生。今天在这里，对于我来说，意义尤其特殊。因为70年前，1949年的10月1日，我就从这里走过。那天，我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庆祝方阵里跟大家一路欢呼。走到天安门城楼前一抬头，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眼前。那一刻，激动、喜悦、自豪，一起涌上心头。那种感觉，我永远都忘不了。
回首70年，我满怀感恩以及对中医妇科事业的热爱，见证了祖国中医药事业和妇幼保健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948年，我有幸拜在伤寒大家陈慎吾门下，开启了学习中医之路。陈老的引领，奠定了我尊古学古的中医学术思想。1950年，新中国启动了第一批中医师资格考试，我应考并通过。1952年，国家倡导中医学习西医，北京大学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一批中学西五年制本科生，我又幸运地被录取，班主任就是著名医学家吴阶平老师。
记得有一次，我作为助手跟着吴老师和李家忠教授做手术。紧张慌忙中，我的隔离衣前襟蹭了污染区。吴老师当时脸色就变了，李老师更不客气，直接让我贴墙根站着，我非常自责。后来，吴老师说情，让我加了件手术服再上台。我永远都记得这件事，并立志要做一名像老师那样严于律己、有担当的医生，把患者的安全健康放在首位。
5年的学习，还让我学到了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特点。我发现，在治疗女性内分泌方面，中医妇科有很大优势。而且，妇幼健康是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事业。于是，我选择了中医妇科，从1957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
一位妇科疾病患者，往往有许多心酸和无奈。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接诊过一位孕妇，那已经是她第五次怀孕，前4个孩子都因为先天畸形夭折了。全家带着她到处求诊，医生都建议她终止妊娠。看着她期盼的眼神，我理解她的痛苦，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愿尽我所能去帮助她。通过翻看大量医学典籍，向前辈请教，我最终确定了补肾安胎、健脾利湿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平安生下了健康的女儿。看到那个壮实的小女婴，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对中医药学疗效的自信。
在70年从医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与女性月经和生殖生理密切相关的三大要素——血海、胞宫、胎元，我提出了包含“水库论”“土地论”“种子论”的“妇人三论”学术思想，并以此作为女性不孕症治疗遣方用药的依据，为众多几乎绝望的家庭带来新生命，也成就了自己的职业幸福感。我感谢患者们的信任和配合。
本着对中医妇科专业的强烈责任感，我要抓紧时间，把多年积攒的病例病案、验方总结出来，把经验心得传授给年轻人。每周出诊时，我提前一个小时到，给徒弟们讲课。我还加快科研工作，带领团队运用中医理论及辨证方法，结合现代医学手段，开展疑难病症的治疗研究，让中医药造福更多女性。
葛均波
攻克医学难题 勇攀创新高峰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在时代变革中成长。1990年，我被国家教委和上海医科大学派往德国美因兹大学，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技术。一边是岁月静好，学习、研究、手术、发论文;一边是激动人心，国内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消息捷报频传。面对国家卫生健康事业的召唤，我选择了回国。
1999年，我回到了母校上海中山医院。近些年，国家在经费和政策上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在一大批心血管病医生的努力下，中国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事业飞速发展，介入治疗成为冠心病、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的重要常规治疗手段。
更多的病人得到了治疗，但也面临治疗费用的负担。我们的病人有很多来自外地，他们一层一层地解开衣服，从最贴身的衣服内袋里掏出一摞钱付费。我们明白，必须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同时，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当时广泛应用的非降解材料涂层支架在植入后，由于涂层老化，导致慢性炎症、晚期血栓，甚至造成心肌梗死。
如何攻克这个难题?我们全身心地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试验，已经记不起经历了多少次挫折和失败。最终，我们研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支架，并在临床上普及使用，大大减少了支架血栓的发生率，同时将支架价格从4万元降到1万多元，每年为患者和国家省下10多亿元医疗费用。又经过8年试验，2013年，我们研制出国内首例生物完全可降解支架，其植入体内2年～3年可完全降解吸收。
冠心病介入治疗水平的提高是多方位的，需要器械的创新，也需要技术的创新。说到此，我心中有一幅画面。那是在2005年10月20日，中山医院心导管室，我头戴耳麦、背挂遥感，为一位左主干完全闭塞的患者进行介入治疗。手术同时以卫星传输方式，向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全球最大的经导管心血管治疗会议主会场直播。该病患为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病变，慢性闭塞病变的介入治疗在世界上被称为“未被攻克的最后堡垒”。
我几次尝试使用引导钢丝前向通过左主干闭塞段，但都没能成功，助手们也开始焦躁起来。一位技术员说：“大路不通，旁边的小路可以通吗?”受此启发，我将一根导丝反向送入，首创了“对吻导引钢丝技术”。手术成功了，随着导丝缓慢穿过病变，大洋彼岸传来赞叹声：“Amazing!”会场响起一片掌声。那一晚，我兴奋得难以入眠。
依托于这些技术，我和我的同事们完成了首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首例深低温冷冻消融去肾动脉交感神经术、首例经皮主动脉瓣膜置换术、首例经心尖二尖瓣夹合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我还记得曾在德国时救治过一位患者，手术那天他见到我，忍不住说：“您是中国人呀，黑头发，黄皮肤。”我对他说：“我就是中国人!”是的，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深深自豪。如果没有日益强大的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我们不可能走向世界。我要感谢祖国，给予我们学习发展的机会，让我们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来，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造福更多患者。
庄仕华
走遍全疆 只为百姓健康
我在新疆工作47年了，是党和部队把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培养成一名军医。
新疆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6，农牧民就医不方便，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各族群众的健康。多年来，我带领医疗队义务巡诊、进村入户，为各族群众体检，建立档案，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发放疾病预防手册4万多份，行程近40万公里，巡诊39万多人次;医院与21家偏远县医院、15个乡村医疗单位开展对口帮扶，赠送药品、医疗器械和设备，义务培养了300多名技术骨干。
1996年11月27日，我带领医疗队在乌鲁木齐县萨尔达板乡大泉村巡诊时发现，村民乌拉孜在放牧时不小心掉入废矿井，造成颅骨、四肢等11处骨折。我们抢救了6天6夜，先后做了3次手术，乌拉孜的命保住了，骨折也治好了，但是全身僵直、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为了治病，他们把家里的牛羊都卖了，生活很困难。
乌拉孜出院后，我每周两次骑自行车往返10多公里，给他做康复治疗，顺便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还买了一头奶牛，让他补充营养。乌拉孜大小便失禁，每天要洗10多块屎尿布，我又给他家送了一台洗衣机。后来，乌拉孜的妻子帕塔木汗患胆结石，女儿检查出乳腺纤维瘤。我带头捐款给母女俩做了手术，帮他家开了一个小卖部，还资助他们盖起了新房。
两年后，乌拉孜终于站起来了，帕塔木汗把我这么多年来帮他们家做的事情一一记录在纸条上，要让后代知道是谁一直在帮助他们，教育后代也要做好人。她逢人便说：“我们家有3个民族，我是维吾尔族，丈夫是哈萨克族，我的儿子庄仕华是汉族。其实，我们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只有祖国好、民族好，我们才会好!”听帕塔木汗老人这么说，我深深感到，治好一个病人，就温暖一个家庭，温暖一个家庭，就赢得一方稳定。医生不仅要除掉病人的病根，还要帮他们拔掉穷根、种下福根，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几十年来，我带领医疗队，几乎走遍了新疆的每一个乡村，见证了新疆卫生健康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党委、政府加强了对各级医疗机构人才的培养，引进了先进医疗设备，做到软件硬件一起上。如今，新疆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而且乡卫生院、县医院都实现了标准化建设;城镇乡村居民都享有了医保，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个人支付越来越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我们作为部队医院的军医，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不断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积极参与健康扶贫，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把健康送到学校、送到乡村、送到千家万户。
成翼娟
南丁格尔奖章镌刻医者情怀
我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1949年，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1968年，我从卫校毕业后来到四川平武黄羊公社医院，开始了我的护理职业生涯，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自我，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自我。
在50年的护理生涯中，我4次参与地震医学救援。1976年，四川松潘、平武发生7.2级地震，我每天背着出诊箱巡诊，给地震伤员送医送药。那时，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边远山区缺医少药，出行交通是大问题，过溜索是我最常见的出诊方式。望着深不可测的河谷，听着湍急奔腾的江水声，我的手心满是汗水。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地震。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护士节活动，看到电视里的新闻画面，我的心直往下沉，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医院救人!5月13日下午，我几经波折终于回到成都，拖着行李直奔医院，与护理队伍一起并肩作战。从灾区转运到华西的伤员增多、伤情危重，护理人员配备不足、专业训练不充分，我们经受着严峻考验。在连续奋战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其实不只是我，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都是这种状态。大家心里都鼓着劲儿——扛下去!
汶川地震中，华西共收治了2800多名危重伤员。其中有一名羌族姑娘，让我记忆深刻。她叫段志秀，是北川中学的一名16岁高中生。我在ICU见到她时，截肢后的伤口严重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最让我揪心的是，经历灾难的恐惧、失去亲人的悲痛、身体病痛的折磨，让她情绪非常低落。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对于小段这样的危重伤员，优质护理更为重要。慢慢地，小段的感染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新问题出现了。她变得“叛逆”，白天睡觉，晚上不停哭闹，极不配合治疗。我意识到，这是灾难后创伤压力综合征的表现。护理团队想尽办法疏解她的情绪，我每天都去ICU看望她，帮她勇敢面对伤残，一步步走出阴霾。经过大家的努力，小段渐渐康复了。
出院前，小段动情地对我说：“成婆婆，您可不要把我忘了。”怎么可能忘记?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早已成了亲人。前段时间，得知她在兰州大学读研，我太欣慰了。我热爱的护理事业，平凡又伟大，不但能祛除病痛，更能助人点亮心灵。
从平武到汶川，我们在应急救援实践中不断成长，灾难护理水平有了大幅提升，护理人在灾难救援中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2013年，我荣获第四十四届南丁格尔奖章，这是对我职业生涯最大的肯定和激励。
加入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后，我负责四川、新疆、西藏、重庆的志愿服务工作。几年来，我负责的区域已经成立分队60支、支队249支，组织策划了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到过天山南北、雪域高原、巴蜀大地，走进社区、乡村，走进学校、基层，开展义诊和健康宣教，把健康知识送到老百姓身边。通过教学查房和专题培训，帮助基层护理人员提高护理工作水平。
我来自基层，退休后继续为基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从去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走基层活动。作为月度人物，我受邀去过贵州遵义参加活动。过几天，还要去甘肃会宁。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去更多地方，以己之力服务基层。
陈可冀
为中西医结合事业殚精竭虑70年
我是福建福州人，从小住在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附近，医生护士们不分白天黑夜地救助病人，对我是无形的教育，让我立志学医。
70年前的8月17日，福州城郊炮声隆隆，高考完的我在马路边人群中迎接解放军进城。一个月后，我满怀激动的心情进入新中国的大学学习，憧憬着成为穿白大褂救治病人的医生。每年的暑假，我都积极参加下乡医疗队，到过福清县渔溪乡血吸虫病最流行的地方参与防治，到过浦城县参加鼠疫防治。如今，这些传染病已基本消灭，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辉煌成就。
大学5年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内科助教、住院医师。1954年6月，毛泽东主席指示“成立中医研究机构”。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即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我响应号召从福建来到北京学习工作。这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更是我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重要起步。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把中医中药知识与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遵照党中央“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教导，经过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我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医生。
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我先后拜名老中医冉雪峰、岳美中、蒲辅周为师，他们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深深教育了我。岳老常说“做人做君子，读书读经典”，还告诫我“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要时刻认真负责对待病人。
后来，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由阜外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西苑医院为正副组长单位的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我有幸参与其中。在跟随名老中医学习，以及与吴英恺院士、张锡钧院士和黄宛、陶寿淇、陈在嘉等专家协作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深领略到中西医结合事业是继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举措，也见证了中医药的杰出疗效，如陈嘉庚的乌头中毒治愈验案、邓拓和郭沫若的消化功能障碍改善验案、数以百计的苏联专家治疗案例。特别是后来与阜外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等10多家单位协作开展的活血化瘀代表性复方“冠心2号”临床试验研究，挖掘梳理了中医药关于活血化瘀的古典文献和临床经验，以及其抗血小板、激活纤溶活性的效用和作用机理，被循证医学界誉为中医药领域第一项临床循证医学研究成果，开拓了治疗心血管病中药新药研制及产业化的新路。“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成为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推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病的理论和临床创新步伐。
国有春风聚太和。今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我在70年岁月的经历和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中央这一决定是极为实事求是的，中西医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途径。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继续发挥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优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维护人民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陈伟蓉
中国医生 光明使者
我是一名多次参加援外的医生。在6年的时间里先后到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非洲的塞内加尔等8个国家，共进行11次医疗援助工作，为当地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在这6年的援外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刻骨铭心的故事。
记得去年11月我到非洲的塞内加尔，遇到一位9岁的小女孩，她叫Fatou，一出生就双目失明。她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生活在黑暗中的她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小Fatou能看到光明，跟别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我们到达塞内加尔的第一天，奶奶就带着Fatou找到我们，可是，给这么小年龄的孩子实施白内障手术，必须全身麻醉，我们是短期医疗队,一般不做这种手术。
老奶奶每天带着Fatou来到诊室，只是默默地坐在那，望着我，奶奶期盼的眼光深深触动了我作为一位母亲的心。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去帮助她，给小Fatou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小Fatou睁开双眼，终于看到了与她相依为命的奶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很兴奋，牵起她的小手，走出诊室。那一刻，在明媚的阳光下，屋外的三角梅灿烂盛开。我轻轻地告诉她：“孩子啊!除了美丽的三角梅，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风景等着你。”
还有一个发生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阿布，她70多岁，双目失明5年多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手术难度非常大。老人家有个心愿，希望能再看一眼她的子孙。我们对老人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决定为她实施手术。全队5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200多斤的老阿布抬上手术台。手术成功了，阿布重见光明了。
一年多后，我们再次来到这里，远远看见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正朝我们来的方向张望，我一眼就认出是老阿布。原来，她是想把一条印有瓦努阿图国旗的绶带送给我。她深情地对我说：“感谢您，中国医生，我的心愿了了。”作为一名医生，能够帮助患者实现他们的愿望，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但是，在异国他乡完成这些工作并不容易，每一次出发，对医疗队员的体力、能力和意志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随身携带几十箱医疗物资，辗转飞行数十个小时。到达后，顾不上倒时差，就马不停蹄地搭建手术室。我们5个人做的事，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眼科医院的全部工作。我们常常从早上七八点钟一直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钟，整整十几个小时，经常忘了吃饭和喝水。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是一种技术含量高的精细手术，稍有不慎就会给患者造成严重后果。在国外，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对医生的技术要求更高，哪怕小小的失误也绝不允许。压力很大，也很累，但更多的是满满的幸福感，因为祖国需要我们，患者需要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1963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56年来，中国医生怀揣着救死扶伤的初心，肩负着伟大祖国的重托，用青春和热血打造了中国援外医疗这张靓丽的国际名片。我为我是医疗队的一员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医疗援助无国界，医者仁心有大爱，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祖国一声召唤，我们还会整装再出发。
徐建国
坚守“火山口” 编织传染病防控网
相比临床医生的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疾控人也有自己的成就感：他们坚守疫情“火山口”，把传染病疫情灭杀在萌芽状态，默默地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很荣幸，我也是这群疾控人中的一员。
年轻时，我种过地，做过工。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研究生，走进了医学微生物学的殿堂。我热爱微生物学，期望像做艺术品一样把它做到极致，为挽救生命，保护人群健康作出贡献。本着这样的信念，我在疾控中心一干就是40年。
1999年春夏之交，江苏省徐州市一些医院突然接收到一批先腹泻，后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由于病原无法确定，无法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更严重的是死亡人数持续增加，疫情还在扩散。疫情就是命令，我们随即受命赶往徐州。
在现场，13年的科研积累让我迅速做出判断——这是一起大肠杆菌O157：H7引发的疫情。实验室证据也支持我的判断。但当时一些同志对这个细菌不熟悉，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时间不等人，疫情还在肆无忌惮地吞噬生命!我毅然将自己的署名调查报告递交原卫生部。原卫生部很快采纳，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有决定性的防控措施，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
要控制疫情一定要找到传染源，否则，疫情的“火山”随时可能再次爆发。当时100多名疾控人员现场采集各种标本上万份，我和团队也在不断改进检测方法，终于在当地家畜家禽粪便中分离出了大量的大肠杆菌O157：H7。随着传染源被找到，这场造成177人死亡的重大疫情彻底解除了警报。
能够迅速对苏皖疫情做出准确判断，我是有底气的。1985年，国家派我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就与这种可怕的细菌交过手，我用了仅3个月时间，发展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DNA诊断探针，并有幸让其在全世界被广泛使用。回国后，我便立即组建自己的研究小组。正是13年的科研积累让我在1999年苏皖疫情处置中胸有成竹。
苏皖战疫让我深刻体会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中国智慧。对于传染病防控，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发突发传染病，2004年我们发动专家进行科学预测，列出了80种未来10余年可能引发疫情的微生物，进行重点研究，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我们2004年启动猪链球菌技术储备研究。2005年6月四川省暴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人感染猪链球菌疫情。我们接到任务后，依靠技术和人才储备，三天完成病原学调查报告，又一次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猪链球菌专家组书面肯定了我们的报告，《科学》杂志做了报道。
我们还在继续深入，对全国范围的病原体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最近，我和我的团队提出了“反向病原学”理论，就是要提前发现未知病原体，评估其对人类的危害，做好技术储备，迎接未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将传染病报告时效从过去的5天缩短为4小时。一张传染病防控巨网正在形成。
40年过去了，有人问我“坚守”是什么?我想，坚守，就是不忘来时路，一生做好一件事。坚守，就是稳坐“火山口”，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坚守，就是常备不懈，打有准备之仗。初心如炬，战“疫”没有尽头。
钟晶
执着坚守 为乡亲们健康守门
我走上行医之路，深受外婆和母亲的影响，她们都是医生。我小时候，看见外婆、母亲帮患者解除病痛，就认定医生这个职业很了不起，下定决心长大后也要当一名医生。长大后，我如愿以偿地在贵阳当了一名医生。2008年，为了和在基层工作的丈夫团聚，我到了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建起了卫生室，当上了一名乡村医生。
从城市到乡村，不仅仅是看病场所的变化。城里开药整盒整盒开，村里就要拆成小板，根据病情配置药量;乡亲不习惯小病到卫生室看医生，我就送医药上门，实行“病好了再支付医药费”;我还自制中药材,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治好病。
11年的乡村医生生涯让我深深懂得，乡村医生需要奉献精神。乡村医生看病时间不固定，没有双休日、节假日，无论何时，只要乡亲们需要，就是上班时间。看病范围很广，常见的感冒发烧身体疼痛要看，慢病患者也要定期随访。绝大多数乡村医生还要兼顾劳动生产，养家糊口。
作为乡村医生也时时收获感动，在感动中更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患者多数都是邻里乡亲，我和他们的关系不单是医患关系，更多是一份守望相助。我在村里刚当三四个月医生时，丈夫又被调往州府工作，乡亲们担心我也会离开村子，连续好几天，每天早上开门都有乡亲将自家的蔬菜和鸡蛋往我手里塞。
邻村一位近90岁的老奶奶眼睛不好，我经常去她家巡诊看望，有时还顺便给老奶奶带些日常用品。那一天，她为我亲手做了两双千层底布鞋，拄着棍子几乎是摸着路给我送到卫生室。她说：“闺女，你要是走了，以后谁到我家里去看病啊?”这粗线缝制凸凹不平的鞋底，老奶奶不知一针一线地缝制了多久。想着老奶奶从几公里山路摸着来送鞋，搀扶着颤颤巍巍的老奶奶，忽然觉得，她就像我儿时记忆中的亲奶奶。我舍不得亲人一样的老乡们，决定留下来，丈夫也支持我。
近年来，乡村医疗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很好地解决了大病“看不起”的问题。过去村里妇女受医疗条件限制，也为了省钱，基本选择在家里生孩子。现在生孩子都会到医院去，报销下来基本上不付什么钱。村里一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乡亲，各种报销下来自己也就花几千块钱，要是放在以前，是绝对不会去做这样的手术的。
现在，每年镇、县、乡都要组织几次对乡村医生的培训，我也抓紧一切时间认真学习，提高能力和水平，去年还专门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脱产学习了3个月。加上村卫生室有了远程诊疗，为乡亲们看病的本领强了、底气足了。有的病人宁可走两个小时路也要过来找我看病，他们觉得熟悉、放心;乡村医生跟乡亲们签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乡亲的健康信息都详细记录在电脑里，乡亲们的健康有了更多保障。
那位90岁老奶奶送给我的鞋，一直摆在卫生室里，时刻提醒我，不忘来时的路，走好今后的路。
姚玉峰
牢记责任使命 展现医者担当
在我的成长和从医经历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面对患者还是同行，我牢牢记得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一名医生，要重道义。1990年，我考取了国家公派奖学金，留学日本大阪大学。我十分珍惜，刻苦学习，用3年时间取得了3项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提前两年完成了博士答辩。大阪大学挽留我，哈佛大学也邀请我。如果留在日本，月收入可以达到国内平均工资的数倍，科研条件和平台也很好。但一想到万里挑一选派我出国留学的祖国，一想到国内的角膜病诊疗研究刚刚起步，治好眼病患者是我出国留学的初心。我选择回国。
作为一名医生，要有社会责任感。1995年一回国，我就做了世界上第一例不会发生排斥反应的角膜移植，被载入了世界角膜移植发展的史册，国际眼科界将其命名为“姚氏法角膜移植术”。美国眼科教科书收录了我的技术。我把我的专利无偿奉献给全世界的同行。
但是，每天面对天南海北的病人，我虽然不停地看病、做手术，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仍然无法满足大量病患的需求。我意识到，面对已有1000万、每年仍以30%速度增长的角膜病人，面对成千上万可能因误诊而失去救治机会的眼病患者，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于是，从2009年开始，我义务举办全国性角膜病学习班，至今已连续举办11年，累计培训7000多人次，相当于全国眼科医生总数的四分之一。面对同行、病人的感谢，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这是我的责任。
正是这份责任意识，促使我回国后就注重积累病例数据和照片。20多年下来，拥有了20多万张角膜病人的图像，凭借此，我成功开发出第一代人工智能角膜病诊断系统，诊断准确率达到了87%。要知道，诊断准确率每提高一个点，就意味着能减少10万病人被误诊的可能。
作为一名医生，要勇于担当。去年和今年，我先后为两位全国道德模范——94岁的黄旭华院士和96岁的龚全珍老阿姨实施了高难度的白内障手术。手术前两位老人都已面临失明。他们四处求医，得到的诊断意见都是超高龄，手术风险太大。他们找到我时，我除了为手术的难度和风险而慎重考虑，同时也深深地被他们的事迹所感动。
黄旭华院士，为了新中国的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以身许国;龚全珍老阿姨，跟随丈夫开国将军甘祖昌，回乡当农民，把知识和韶华无私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他们的精神，不正是知识分子铁肩道义无私忘我的生动写照么?面对他们对光明的渴望，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哪怕要冒“一失万无”的风险，我也愿意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最终，两台手术都取得了成功。
我不会忘记，黄院士和龚阿姨摘掉纱布时，那孩子般开心的笑容。那一刻我觉得，能够救死扶伤、送人光明，这是一名医生最大的幸福和成就。今后，我会坚守使命，为更多的人送去光明。
谭刚
一切为了西藏人民健康
2015年，中组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共同吹响了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援疆的号角，全国65家三甲医院选派精兵强将，开展对口支援，开启了新时代卫生健康援藏的新征程。在“大组团、中组团、小组团”的精准帮扶思路下，“组团式”援藏变“单兵突击”为“集团作战”，变“输血”为“造血”，院包科、科包科，倾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北京协和医院作为牵头单位之一，携手兄弟医院走进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一人援藏，全科援藏。院领导、帮扶科室主任多次进藏指导工作，援受双方开展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调研。受援科室深挖细化本地需求，援助科室精准把脉学科定位，援藏队员有机转化需求落地。
为了培养好人才，留住人才，我们设计规划了一个分层级、网络化的培训体系。通过现场教学和统一授课来规范操作，补齐短板;通过远程教学强化标准，拓展视野;通过短期专项培训强化技术技能，通过长期进修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一对一、“师带徒”，结成帮扶对子携手前行;各学科的主任们亲自带队入藏，把全国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办到了高原医生的家门口。
4年多来，在西藏，很多过去不能看的病现在能看了，过去不能做的手术现在能做了。2017年藏历新年刚过，新生儿德吉被诊断为食管闭锁伴气管食管瘘，病情危急，必须马上手术。来自北京的小儿外科专家当晚启程、奔赴拉萨支援。由于孩子太小、手术难度大，我们和当地医务人员连夜进行术前准备，翻遍库房凑齐手术器械，制定多套应急预案。手术中，我时刻紧盯着患儿的生命体征，在4个多小时里，手术操作与手工通气交替进行了几十次。从前，这样的患儿只能放弃治疗，或者去内地碰碰运气，就在那天，藏区第一例新生儿食管闭锁伴气管食管瘘矫治手术成功完成。经过4年多的帮扶，现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三四级高危手术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4年多来，一个个技术成果纷纷落地，一项项医疗技术填补空白，大病不出西藏、中病不出地市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组团式援藏以来，各支援医院共选派了5批837名医疗专家进藏。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会遇到高原缺氧、生活不便的困难，也有一些同道，他们的生命定格在了雪域高原。41岁的安徽医生赵炬在山南地区支援时不幸牺牲，他捐献的器官，成功挽救了3个人的生命，让2人重见光明。80后的上海医生赵坚刚刚参加援藏不久，就在日喀则因公殉职。协和优秀毕业生周南自愿进藏9年，创建了西藏首个风湿免疫血液科，两周前不幸辞世。他们虽然已经离去，但代表的援藏精神将被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