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广州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明年全国“两会”上，他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分别向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提交提案和建议，建议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这已得到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最高层领导同意。同时，在调研中一些地市领导也表示愿意让医保覆盖肾移植。

　　已有城市愿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

　　黄洁夫同时是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他表示，在调研中，惠州惠阳、汕头、江西常州等地的一些地方领导都表态，希望当地医院能进入器官捐献和移植医院行列，他们都愿意让医保覆盖肾移植。

　　黄洁夫说，在器官移植案例中，需求量最大的就是肾移植。在中国不能出现都是穷人捐器官而普通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器官移植的现象。“现在器官移植最大的问题不是器官少，而是由于经济原因，很多群众享受不到肾移植。”在国内发达地区一例肾移植需25万-30万元的医疗费用，肝移植要60多万元。

　　“透析是非常痛苦的，透析病人不能工作。而且肾移植的费用仅是透析的1/3。”黄洁夫说，若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后，接下来应推动肝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等纳入大病医保。

　　黄洁夫介绍，目前肾移植器官来源仍然是以尸体为主，只有1/3来自亲属活体捐献，大多数国家肾移植器官来源是以尸体捐献为主。肾移植毕竟是一个手术，有的会影响供体健康，曾有供体在捐赠肝脏手术过程中出现生命危险。因此中国提倡大爱捐献(即尸体捐献)而非亲体捐献，亲体捐献也不符合医学的N O H arm 原则。若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也会包括亲体捐献，会覆盖从获取、运输到移植等整个链条的费用。

　　黄洁夫表示，目前大病医保能报销70%，“我们希望肾移植也能做到70%报销，但是免费医疗是不可能的”。

　　明年将在全国建300家器官捐献医院

　　黄洁夫还批评一些部门只顾部门利益，相互之间协调不顺畅。

　　黄洁夫说，自己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卫生部原部长陈竺多次商议，除了推动肾移植纳入医保，他们想出了一个应对办法，计划明年开始建立以红十字会为主导的器官捐献医院体系。他们希望能够从器官来源上做工作，建立器官捐献医院，发现更多自愿捐献器官源。目前全国有169家具备开展器官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捐献医院可与移植手术医院协同并进。

　　目前器官捐献协调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医院的医生、护士，二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发现可捐献器官源。黄洁夫表示，预计明年将在全国先建300家可以捐献器官的医院，未来逐步发展到900家医院。届时将设置捐献医院准入门槛。他认为红十字会要积极参与器官捐献工作，器官捐献不能由医院获取分配，而应该由红十字会参与见证，第三方进行分配。

　　对话

　　“不要再留恋死囚器官这一页”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这是中国实现以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为唯一合法来源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据国家卫计委介绍，截至今年12月19日，中国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案例5734例，捐献了15722个大器官。其中2015年实现公民自愿器官捐献2587例，超过今年预期。很可能明年中国将超过巴西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

　　记者：有一名30多岁的死囚留遗嘱希望捐献器官，我们的捐献系统是否会接受?

　　黄洁夫：这是一个伪命题。特别是在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后，要勇敢翻过过去的这一页，不要再留恋死囚器官这一页。捐献条例规定首先是个人意愿，但关键还要家人同意。过多纠缠死囚捐献，就是美化死囚这个群体，延伸这个问题就是对公民捐献的亵渎。若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是死囚与公民捐献并存的话，老百姓不会信任捐献体系。如果公民捐献器官与死囚器官买卖连在一起，你会捐吗?中国从未说过同意使用死囚器官。

　　记者：今年10月17日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理事会全票通过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结束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长期受到排斥和孤立的历史。未来中国会有什么国际合作意向?

　　黄洁夫：10月17日全球器官捐献委员会成立，中国器官共享与分配中心(COTRS系统)负责人王海波代表中国担任常务理事。我是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大会 TTS中国的终身会员。自从中国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后，现在中国器官移植的文章已经可以在国际刊物发表。明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器官捐献大会定在武汉大学召开。这些都说明中国器官移植完全进入了国际大家庭。今年我获得了2015年“顾氏国际和平奖”，实际上这个奖不是授予我个人，是授予中国的奖项。中央批准我去领奖，也证明了中央的态度。这也是国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