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国辞书史上

　　一次重要的会议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了解的人不多。编写这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源头还要追溯到1975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

　　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著名的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这是我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

　　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动承担下一些任务。

　　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列入规划的160种中外语文词典中，不乏宠儿。而像《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类的，分属小语种词典，则由商务印书馆承办下来。

　　1978年受命

　　接下国家任务

　　1975年领回《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商务印书馆又找到了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此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

　　“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词典的后期主要编纂者张敏回忆，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

　　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

　　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

　　“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要影响后边的两三代人，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图语这样的语种出版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工作非常认真。”车洪才说。

　　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

　　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性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比较特殊，涉及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阅。”车洪才说，自己有时候转了一上午，为了确定一个词，而有时，一天也搞不出几个词。

　　他和搭档整理

　　10万张词汇卡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

　　“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这么放着，车洪才看一眼都觉得心里难过，“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