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协会建议明确禁止烟草企业公益捐款

　　昨日，中国控烟协会公布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监测结果。公益捐赠已成为烟草企业赞助活动的最主要形式。企业借赞助之名行促销之实的做法日趋泛滥。为此，中国控烟协会建议民政部在即将颁布的《慈善法》条款中，明确禁止烟草企业公益捐款。

　　今年1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中国控烟协会通过微博互动和网络检索分别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行为进行监测并通过微博号召网民用“烟草广告随手拍”的形式收集典型案例。

　　监测期间，中国控烟协会共发现烟草企业进行了149起烟草赞助活动，涉及22个省、直辖市。其中属于公益捐赠的最多，包括扶贫助困救灾、捐资助学等，达到123起，占82.6%。赞助活动最多的烟草企业为红河红云，赞助活动5项，金额约200万元。

　　监测期间，中国控烟协会通过活动微博收到网友发送的烟草广告图片245张。广告载体除户外、报纸、杂志、影视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已成烟草企业广告的新载体。

　　中国控烟协会建议，尽快修订《广告法》、《烟草广告暂行管理办法》，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保持一致，将新媒体、户外广告等纳入禁止范围，坚决杜绝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行为。

　　同时，建议民政部在即将颁布的《慈善法》条款中明确禁止一切烟草企业进行所谓承担社会责任的公益捐款活动；任何政府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不得接受烟草企业捐赠和赞助。与此同时，工商部门也应加大查处一切违法违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行为的力度。

　　张卫斌：禁止烟草企业公益捐款破解不了控烟困局

　　昨天，中国控烟协会公布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监测结果。公益捐赠已成为烟草企业赞助活动的最主要形式。中国控烟协会建议民政部在即将颁布的《慈善法》条款中，明确禁止烟草企业公益捐款。（5月30日北京晨报）

　　中国控烟协会的这个建议，缘于今年1月至4月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行为进行的一项监测。监测期间，共发现烟草企业进行了149起烟草赞助活动，涉及22个省、直辖市。其中属于公益捐赠的最多，包括扶贫助困救灾、捐资助学等，达到123起，占82.6%。赞助活动最多的烟草企业为红河红云，赞助活动5项，金额约200万元。

　　吸烟有害健康，甚至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对此，医学界已有公论。即便对吸烟的危害偶有争论，也非主流观点。正因为如此，中国控烟协会不遗余力进行控烟活动，包括对谢建平当选“烟草院士”多次提出质疑。凡此种种，控烟协会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禁止烟草企业公益捐款，是否有助于破解控烟困局，值得商榷。

　　2003年5月举行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以192票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政府持支持态度，并在当年11月8日成为该《公约》第77个签约国。作为《公约》缔约方，我国承诺：2011年1月9日起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全面禁烟。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控烟效果并不明显，烟民数量超过3亿，公共场所依然烟雾缭绕。在世卫组织最新出炉的针对1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履约排名中，中国排在第13位，倒数第二。有媒体甚至用“中国失约”来形容我国的控烟困局。

　　烟草企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其身份比较特殊，可谓“让我喜欢让我忧”。“喜欢”的是，烟草企业是利税大户；“忧”的是烟草企业生产的产品越多，对民众的健康危害越大。正是这样的特殊身份，让烟草企业的身份有点尴尬。

　　中国控烟协会提出“禁止烟草企业公益捐款”的建议，是因为“企业借赞助之名行促销之实的做法日趋泛滥”。但是，作为烟草企业，享受着国家的特殊政策，为什么不能堂而皇之的承担社会责任？不进行公益捐款，难道香烟就卖不出去了？

　　控烟的尴尬是有原因的。据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协和医科大学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教授介绍，一开始，我国参加《公约》谈判的牵头部门是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和烟草局没有直接关联，态度比较积极。而现在，《公约》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是工信部，是烟草专卖局的顶头上司。老子对儿子“疼爱有加”，如何下得了辣手？

　　可见，我国控烟的难点并不在烟草企业是否进行公益捐款，而是由谁负责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说得再具体一些，是否真正履行《公约》才是关键所在。比如：是不是着手无烟立法，是否提高烟草税，是否有烟包警示等具体措施，才是解决控烟困局的根本。在烟草企业能否进行公益捐款上纠结毫无意义，解决不了当下的控烟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