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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未成年人性保护漏洞亟待弥补

　　程女士说，类似英国的“儿童十大宣言”这类儿童自我保护知识教育，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中小学中相对常见，但在农村偏远学校则往往是空白，使当地儿童更容易遭到侵害。

　　安徽一名处理过学校性侵害案件的公安干警介绍，在农村地区，性教育一直比较保守而封闭。“学校会给孩子们进行一些防溺水、防火灾、防拐骗等安全教育，但绝对不会谈到性保护，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使孩子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教书育人德为先，一个教师的人格和心理不健康，就等于是一颗定时炸弹。”安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桑青松建议，教育部门应重视和加强教师师德建设，定期进行回访和考核，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孔维钊认为，对师德需要更加具体、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比如，英国对教育从业人员规定，不得与异性儿童单独相处，否则将受到吊销执照及更严重的处理。”他呼吁，应对我国当前的教师行为准则进行修订。

　　另外，针对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受性侵案件的处理引发争议，孔维钊认为，这一方面是相关司法机构缺乏专业经验，同时立法层面也存在不足。

　　“曾经有一名女童长期受到邻居70岁男子的性侵，直到14岁怀孕了才被发现，当地警方竟然不知道胚胎组织就可以取证，建议把小孩生下来查验DNA。”孔维钊说，香港等地的警察就会受到这方面专业培训，了解儿童受性侵害过程时会使用动物模型等方式模拟，证言采集则只允许一次并全程录像。“这样就避免了儿童多次回忆受害过程和出庭，心灵受到重复伤害。”

　　“西方多个国家规定，无论未成年人是否‘自愿’，一律按强奸罪或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罪惩处。”孔维钊说，而我国当前对性侵儿童的处罚力度过轻，如猥亵罪一般仅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近年来多起案件以“嫖宿幼女罪”论处也成为争议焦点，“嫖宿是一种自愿的性交易，而幼女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两者之间存在法理矛盾，也削弱了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威慑力度和惩处力度。”(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