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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但是人们也会有这样的质疑，比如说在红会这些账务上的这些专业问题，对于你们每个委员来讲可能并不是自己的专业所长。

　　王永：两点，第一点大家知道刘姝威委员是非常资深的财务专家，着名的蓝田案就是她给弄出来的，第二点我们除了刘姝威委员之外，我们还有权力去聘请第三方独立的审计或者是调查机构。

　　记者：但是聘请第三方是需要费用的，你们这些委员要运作也是需要费用的。

　　王永：第三方调查的费用这些都是应该从红会的行政费用里面列支，那么为了避免所谓的用钱就是财务的不自由导致我们别人会质疑我们监督结果的不自由，我们有一位委员还专门向社监委捐了一笔钱，这个钱现在就目前来看的进度来看，它至少够我们用一到两年，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章程是，红会应该承担我们的办公费用，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花红会的一分钱。

　　解说：事实上，在此次四川芦山地震中，中国红十字会依然是慈善救援的主力，然而这是与公众强烈的不信任并存的，更多的人是因为对灾区的爱心而选择了继续捐款捐物，而并不是对于红会的完全信任。而对于成立只有一年多时间的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来说，能否真正有效的监督红会、制约红会，成为公众最关切的疑问。

　　记者：但是对你们而言的话，如果说要监督红会的一些具体的账目的问题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强制的权利来约束他们呢？如果说对方可以拒绝或者说不配合的情况下。

　　王永：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几个权利，也是按照我们的章程来讲的几个权利，首先我们是可以列席红会的所有的会议，无论它什么级别的会议，包括他的执委会，我们都是可以列席的，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这是第一。第二，红会社监委是可以直接给红会的任何一个人直接沟通，而不需要通过任何的中介，第三个就是红会所有的资料包括文件，包括这个保密的也好，不保密的也好，所有的档案资料我们都是有权调阅的，还有一点，第四点，社监委成立以来，红会所出台的重要的文件、重要的政策方针都需要通过社监委的批准，那么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红会不配合的话，社监委其实是比较难以发挥作用的。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王永：就像你刚才所讲的那样，如果红会他不自身的内部规定说所有的质询你必须要回应，所有的电话你必须要接，所有的这个会议你必须开放的话，那在内部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正因为红会有了这个勇气，说自己把监督的力量找上来，叫自找监督，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勇气，所以我们这些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才有积极性来参与这个监督的工作，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所谓的社会监督委员会只是一个摆设或者傀儡的话，我估计所有的人都会退出，都会选择退出，所以你刚才讲我们的这种监督有没有强制性，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们没有强制性，但是我们有一招，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退出，如果我们选择退出的话，我相信可能对红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你找来的监督委员会，人家都不监督你，都退出了，那对你的打击可能是，可能比别的打击更大。

　　记者：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领导的身上来推进这种制度的推行的话，是很难持久的？

　　王永：你说的没错，我也同意你这个观点。所以现在我们社会监督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不简简单单只是对某一个点进行监督，我们是通过对一件事情的监督，扩大到对整个制度的建设。

　　记者：你们的目的？

　　王永：我们的目的，是在监督的同时帮助它更好地完善，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演播室】

　　中国红十字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能不能够通过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有效监管得以解决，我们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很显然，红会现有的体制和制度如果不下决心进行改革，是无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的。在此，我们也想提醒社会的主管部门、监督部门、法律部门，出现了如此之多问题的中国红十字会不是一个特殊地带，它必须接受从制度到行政再到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央视)